你認為這會如何影響到公司，以及公司能否跟其他擁有較少完美主義者的組織來競爭？ 我們所追尋的完美包括為所有的提問找到完美的答案，而科技在這點上固然可以幫上忙，但通常會有個流弊。

按照勞動部人力需求調查，以2020年營建業的情形為例，臨時或季節性員工需求人力9成以上廠商都維持不變的情形下，經常性員工人力需求變化，4月較1月增加1161人，7月較4月增加1296人，10月較7月增加1585人。針對媒體報導臺灣營造業缺工問題，內政部次長花敬群21日受訪表示，希望可以放寬目前限於公共工程的規範，讓民間建案也可以招募移工，解決營造業缺工問題，可望進一步降低房價，此說引發勞團批評，內政部與勞動部也對此召開會議討論。

《中央社》報導，22日，內政部營建署表示，正研擬放寬在採取總量管制、有限度的情形下，開放民間投資重大經建工程者可以引進外籍營造工人，已提案到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缺工問題應從勞動條件來改善，如薪資、工時、工安等等。23日，內政部發布新聞稿指出，內政部表示，基於國內營建業難以吸引年輕勞動力投入、勞工年齡老化導致勞動力不足，加上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及台商回流之情況下，營造業缺工問題愈趨嚴重。不過，也有部分資方認為，若開放民間住宅建案，會缺乏公益性，應該再討論。」並指出，「我不樂見媒體與輿論將此提案，簡化成為了減輕房價壓力。

首批農業移工來了，台灣準備好和「可愛陌生人」說你好了嗎？ 29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也到勞動部前舉辦記者會，指出抑制房價不能靠移工節省人力成本、缺工問題不應全仰賴移工，「高房價多起因於地產炒作、房產囤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會後轉述表示，有專家學者認為若要鬆綁營造業引進移工，應比照農業缺工引進移工模式，先研究營造業的合理人力供需。本套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主題為「她者亦是共同體」，從「台味的原、漢、新」到「愛情與人生」，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用「她者」來涵蓋所有次人的、污名的，與邊緣的他者概念，搭建了一座展演台灣生命的舞台。

之所以會有這種印象，部分原因在於越南媒體報導有數千位中國工人受僱參與台塑越鋼建廠。雖然天主教會並不像1980年代的波蘭對越南政權造成威脅，但教會究竟能在此議題上挑戰國家到什麼程度，也尚未明朗。這也適用於工人罷工和土地掠奪的議題。我們從台灣擴延到馬來亞、中緬泰邊境、印度、越南、南美洲，乃至全球。

有六十萬教徒的榮教區，當地主教阮泰合更是眾所周知的災民發言人。問題是，這條紅線並不明顯，甚至會隨時滑動，以致人們可能沒察覺到自己越線。

但若是全國運動，政府就開始緊張，並採取鎮壓手段。這類問題層出不窮，以至於越南政府甚至在2018年7月同意台灣工廠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以免被抗議者當作目標。經歷數年抗爭，該公司最終安裝了一萬七千美元的過濾系統以減少空污，至於三百萬美元成本的廢水處理系統則無限期延後，也從未對因其污染而造成的健康傷害支付任何賠償。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對越南一黨專政政權的含蓄批判，特別是「黨跟北京具有強烈意識型態連接，以及支持嚴格社會控制之部分」。

而這些地方抗爭的報導又成了催化劑，引發人們在網路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激發河內和胡志明市的街頭抗爭。奧特曼（Stephan Ortmann）指出，規模是決定性因素，環境議題若只在地方發酵，一黨專政政府就不將其視為威脅。在河靜和其他受到災害影響的地區（如廣平、義安），許多災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地神父也是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本文摘錄自〈台塑去越南「打鐵」？公害輸出南向及跨國倡議〉。

天主教會也在越南中部的多起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下冊則提倡「行動作為倫理」，積極追求與差異同在，肯認來自南方基層社會抗爭者的日常實踐及串連行動的重要性。

文：彭保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殷志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在越南，跟涉及環境面向之社會動員敏感度相關的第一條線索，是規模──規模越大越敏感。雖然當地人平日稱其為「福爾摩沙」，且台灣和中國關係緊張（至少我們這麼認為），諷刺的是，大部分的越南人還是認為台塑越鋼隸屬於中國。

而鄰近居民亦投訴紡織廠未興建廢水處理系統、半夜排放毒物，影響小孩和老年人的健康。在越鋼事件後不久，天主教徒成了社會上發動抗爭的力量，從河靜開始，逐步擴展到南方的廣平和北方的義安。克弗列特指出，當抗議者被視作擾亂社會秩序、弱化國家安全、傷害政府或共產黨，政府就會鎮壓。即使面臨共產黨掌權、歷經戰後短期迫害，教徒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七的天主教，仍是越南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天主教會常在土地或財產沒收方面與地方政府發生爭執。其次，從北方來的富裕外國污染者特別容易引起關注，類似的案例尚有1990年的「同奈保長」案，由台企保長興業公司（占股百分之七十五）、越南同奈省政府和越南國營公司聯合經營的同奈保長紡織廠，造成的污染包括染料排放污染河流、鍋爐氣煙灰污染空氣，讓鄰居飽受嚴重的水和空氣污染之苦。但考量越南情況，深入研究此案的歐路克（Dara ORourke）認為此種「半成功」已是難得的成就，並將此歸功於廠區附近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為天主教徒，彼此間形成關係緊密的社區

因此，為鼓勵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合作，上述國家特別是歐盟很難和美國一條心來遏制中國。第三，中國也將通過氣候政治，把印度拖入一場長期的氣候競賽中，削弱印度的國家實力及其對中國的戰略威脅。

難怪習近平甫一宣佈，就受到氣候界和環保組織以及多數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贊揚。儘管美國和這些國家在價值觀和治理模式上一致，然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其氣候行動直接關係全球氣候治理的成敗。

若出現這種情況，對北京無疑會是噩夢。此外，世界其他的低地和海島國家，也共同面對這一威脅。

相對五眼聯盟的其他四國和日本，歐盟的獨立性更強，體量和影響力更大，對中國更重要，而歐盟的決策機制本身，亦讓中國有機會打入其內部，使它難以形成針對中國的共同行動。中國在過去的崛起中一直受困於軟實力，由於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特別是習近平上台後對內實行的高壓統治和對外的「戰狼」做法，讓中國的國家形象一損再損。據估計，中國如若實現承諾，40年後全球變暖幅度將降低0.2到0.3攝氏度，從而會避免許多氣候災難，而它們直接威脅許多國家的生存。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第二，分化歐盟和美國在遏制中國上的聯手行動，減少西方合圍對中國產生的衝擊。

要改變這種道德虧損的困局，氣候問題是一個著力點。第一，凸顯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負責任大國的道義形象，搶佔氣候政治的制高點，為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氣候」內容。

在中西政治制度對立，地緣利益衝突的背景下，由於美國已經挑起了和中國的全面對抗，且脅迫其他西方盟友共同圍堵中國，北京最擔憂的是歐英日澳等美國盟友抵制不了華盛頓的壓力，聯手同中國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新冷戰。《紐約時報》對此就看得很清，該報的一篇報導表示，中國承諾在氣候問題上採取更多行動，至少可以抵消中國在歐洲及其他地區激起的憤怒情緒，這些問題包括在新疆和西藏的壓迫記錄、在喜馬拉雅山和南海的領土衝突，以及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和對習近平承諾2060碳中和專家盼實際行動香港自治的全面鎮壓。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碳中和」這個侷限在氣候和環保領域的專業詞彙，由於習近平的承諾而為大眾所知，在上週舉行的聯合國大國上，習近平宣佈，中國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所以只要歐盟和美國不站在同一戰壕，中國和美國的對抗就還有迴旋餘地，有可能打破其圍堵。

它們在這點上和美國分歧很大，中國如果能夠呼應它們的要求，一起推動減排，勢必將孤立美國，從而換得它們在響應美國遏制中國的號召上退讓。相反，美國已經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於是在和美國的比較中，中國凸顯了自己在氣候問題上的道德高地。這或許是習近平敢承諾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底氣」所在。習 近平考慮最多的是當下，他需要借這個承諾而扭轉中國所處的被動局面，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讓國際社會看到，至少在氣候問題上，中國願聽從國際社會的意見，和世界各國合作解決氣候變暖。

所以這些國家對氣候變暖有共同的要求和呼聲，希望能達成一個減排的全球方案。因此，北京的對外政策首要目標是在不能改變華盛頓遏制中國的前提下，分化和瓦解美國組建針對中國的新冷戰聯盟，重點是爭取歐盟和美國適當拉開處理，不參與圍堵中國。

我在此不討論中國的碳中和承諾是否經過了政府內部嚴密和科學的論證，然而習近平此時在聯大提出這個目標，無疑精心算計過，是一個精明的政治策略，目的是化解中國目前由中美關係惡化而導致的凶險地緣政治環境，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間打上一個楔子。因為40年內各種可變因素太多，或許中共屆時能否還存在也是一個未知數。

而中國是其中關鍵的一環，如果中國不參與，或態度消極，要實現全球碳減排的目標，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將變得遙遙無期，或不可能。畢竟氣候問題關乎全人類的福祉，而相對西方的民主體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半民主或威權體制，中共的專權制度在治理環境和降低碳排放上，確實有一定「優勢」。